《纽约时报》著文纪念乔布斯（全译文）2013.10.5

And Then Steve Said, Let There Be an iPhone

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乔布斯鲜为人知的层面：一丝不苟去到“价值的极致”，专心致志追求“极之道”。当你的心念与意志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伟大的存在就会来帮你，成就根本不可能的事。——王育琨

编者注：时代的匠人走了。今天是他离开的两周年。

他带领之下的苹果公司，有过非常辉煌的时刻——每一次苹果产品的发布会都让公司股票涨势冲天，最高峰时苹果股价能到每股 702 美元，一甩追赶者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他所创造的 iPhone 和 iPad，不仅改变了人们消费的浪潮，甚至重塑了人机交互背后的文化图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和机器究竟应当如何共生。

今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And Then Steve Said ,‘Let There Be an iPhone’，详述了第一代 iPhone 发布前后的历史性时刻：焦头烂额的工程师，从未顺利过的发布彩排，甚至只有一百台 iPhone 出厂的情况下，每一台都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各种差错……乔布斯如何扭转了局面，让这一惊世的产品问世？36kr将原文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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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Steve Said ,"Let There Be an iPhone"

《New York Times》2013年10月5日

从 Campbell 去往 San Francisco 之间 55 英里的通勤路程，恐怕是世上最怡人的一条通勤之路了——它毗邻圣克鲁斯山脉（Santa Cruz Mountains）的东面，顺着宏伟而空阔的 280 号州际公路（Junipero Serra Freeway）向前延伸。它还是观看一位硅谷创业大亨测试自己法拉利跑车性能的绝佳场所。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这里很难接收到手机信号，说是信号最差的地方也不为过。对 Andy Grignon 来说，它却因此成为他和自己各式想法独处的理想之地。

其实从 Campbell 到 San Francisco 并非 Grignon 常走的通勤路线。他是苹果的高级工程师，因此在苹果位于 Cupertino 的总部工作，而 Cupertino 镇则位于 Campbell 的西边。通常来说，他早间只需驱车 15 分钟，就能到达 Cupertino 的办公室。今天，则是个例外——他得赶去看老板 Steve Jobs 创造历史的场面。

那是在 San Francisco，苹果的 Macworld 大会即将召开。在这之前，果粉们已经苦苦哀求乔帮主多年，希望他把通话功能加入 iPod 里，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再在出门时往口袋里塞进两个设备了。Grignon 知道，乔布斯今天就会满足粉丝们的这一愿望。所以他今晚会和一帮同事们一起，在会场附近的酒店过夜，然后在第二天早晨 10 点左右的样子，和世界上所有人一起，见证乔布斯发布他的第一款 iPhone。

可是，当 Grignon 一路驱车向北时，他感受到的情绪并非激动，并非欣喜，只有无法掩盖的恐惧。他想到，过去硅谷所有的新品发布会不都是事先录制好的吗？为什么宁愿选择被糟糕的网络情况和手机信号破坏历史性的发布一刻，乔布斯仍要坚持现场直播发布？

但对于乔布斯来说，这是无可置疑的选项。现场直播的发布甚至成为了他魅力来源的一部分——每一次产品 demo 的发布会上，几乎没有人能从中挑出任何微小的瑕疵，乔布斯就是如此成功。只是人们不知道，像 Grignon 这样的幕后工作人员，承受了多少心理压力。

Grignon 是负责 iPhone 收音部分的高级经理。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哪怕如今的手机可以有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功能，但它最最根本之处，还是得能收听电话，而电话也就是一个可以双向通信的无线电设备罢了。Grignon 掌管的基带部分正是让 iPhone 可以真正成为一部电话。如果 iPhone 无法拨出电话，或者是无法连上蓝牙以及 Wi-Fi，那么 Grignon 就得为差错负全部责任。作为 iPhone 最早期的工程师，Grignon 已经将他两年半的时间——通常是一周七天，都花在了 iPhone 项目上。

Grignon 也是 iPhone 发布会彩排团队的一员，但他几乎没有看到乔布斯分毫不差地完成 90 分钟的发布彩排。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而即使是在乔布斯已经排演了五天之后，在最后一天的彩排上，iPhone 依旧在不断掉线、失去网络连接甚至直接死机。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觉得能参与发布会的彩排实在太酷了，就像得到了一枚荣誉勋章一样，”Grignon 说，因为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被允许参与彩排，“但很快兴奋的情绪消失，一切变得艰涩起来——我很少看见乔布斯会彻底地心烦意乱，但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他就会扯着嗓子严厉地冲我喊‘是你毁了我的公司！’或者‘如果发布会失败了，一切都怪你！’”

回想起来，Grignon 说，乔布斯当时真的太紧张了，而他自己则感到无地自容。他和剩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现场演示真的出了什么状况，乔布斯是绝对不会把责任归咎于他自己的。“当时的情况就像是我们已经排演了 demo 几百遍，可每一遍总有状况发生，感觉很差。”Grignon 说道。

这次的发布和彩排都是苹果公司的顶级机密，从周四起到接下来的几周结束，苹果包下了整个 Moscone 会展中心。发布会舞台的后台，搭起了一个四平米多的电子实验室用来摆放和测试 iPhone，实验室旁边则搭了一间休息室，让乔布斯可以在沙发上休息。然后苹果公司在整栋建筑几乎每一扇门前都安置了保卫人员，24 小时看护着门里的机密不被泄露。如果没有乔布斯亲自核准的工作人员 ID 卡，是不可能进入到这栋建筑的。但是乔布斯对泄密这件事情如此在意，以至于他甚至希望进入到这座建筑的工作人员，从布置展台到负责音效的人，都睡在楼里不要出去，直到发布结束。他的助手制止了他。

Grignon 知道，这场 iPhone 不只是一场普通的产品发布会而已，但可能很难有人预见这场发布会会是苹果公司多么辉煌的未来的一个起始点——在随后七年的时间长河里，几代 iPhone 和 iPad 几乎成了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改变了平庸的手机产业，为软件工业提供了巨大的盈利平台，从 2008 年开始平台上的 app 已经产生超过 100 亿美元的营收。它们还改变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电脑产业，如果把 iPad 销售额也算进笔记本电脑销售额排序之列的话，苹果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P.C. 制造商。去年一年 iPhone 和 iPad 的出货量是两亿台，是全球范围内汽车出售量的两倍还多。

更重要的是，这两款产品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上，它们甚至变革了文化图景。苹果的创新引起整个行业重新思考人类与机器交互的可能性，不只是简单地用手指取代鼠标，而是让智能手机成为人类大脑的延伸。它们还改变了人们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把书籍、报纸、手机、收音机、录音机、照相机、录像机、指南针、电视、VCR 和 DVD、PC、游戏全部装进人们的口袋里。我们在校学习的方式、医生治疗病人的方式、旅行者出门旅游的方式，都在为其所改变。最后，媒体和娱乐界也在摸索一条全新的出路。

然而，今天我们面前的苹果，却已临十面埋伏。2007 年 Google 发布 Android 系统之后，它就成功地击败了 iPhone，达到成为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霸主的目标——2010 年时 Android 彻底火了，拿下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80% 的市场，苹果手机市场份额跌落至 20% 以下。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了 iPad 身上：2010 年 iPad 占有平板电脑市场 90% 的份额，而现在，60% 的市场份额属于 Android。

最让苹果的粉丝们着急的，不是这家公司无法给出未来将走向何方的答案，就像 Tim Cook 在 2011 年 10 月份乔布斯逝世后接下苹果的重担时那样，大家担心的不是 Cook 无法成为合格的继任者，而是没有人能成为继任者。乔布斯还在苹果时，苹果就像一台创新机器一样，每隔三到四年就能迸发出数不清的革命性产品。他曾告诉他的传记作者 Walter Isaacson，他的下一次革命即将到来——他要改变传统电视工业，可 Cook 并未使这一理想成真，甚至苹果的投资人也开始明显地失去信心。

以往，每一次苹果产品发布会都能让苹果的股票涨势冲天，但是 iPhone 5c 和 5s 发布会之后，苹果股价滑落了十个百分点。一年前，苹果股价在最高峰时期能到每股 702 美元，使之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可是如今，股值已经从顶峰滑落 25%。

其实将任何人与乔布斯相比都是不公平的。在 Cook 成为苹果首席执行官的两年间，他就一直试图让乔布斯明白，他不可能把苹果带向乔布斯所希望的方向，只能带向 Cook 所能带领的方向。这一点其实无需言说，当你知道 iPhone 是如何成为 iPhone 后，你就会明白，它创造了甚至不存在的用户需求，这样的创造者是无法被效仿的。

事实上，第一款 iPhone 发布前后，经历了不少曲折，你甚至很难相信 2007 年 1 月份的乔布斯，竟然下了如此大的一个赌注，一个没有多少胜算的赌注。乔布斯要向世界发布的，不只是一款苹果公司从未尝试过的新式手机，而是他在过去几月中的实验室，几乎无法正常运转的手机。但他想，即使这台手机卖不了六个月，他也要让全世界知道其实手机是可以做成这样的，吊起人们对这种手机的期盼。

要让这台手机更完善，乔布斯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一条完整的生产线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而目前仅生产出的一百台 iPhone 也质量不一，有些 iPhone 的屏幕和塑料边缘之间有着明显的缝隙，有些则在屏幕上有明显的磨痕，运行在 iPhone 上的软件更是充斥着 bug。它可以播放一部分的音乐或者视频，却无法不停顿地顺畅播放全部。你可以很顺利地用它来发送一封邮件，然后上网浏览其它信息，但你一旦将两者顺序颠倒一下，机器就可能彻底罢工。

最后，经历不停的试验和错误之后，iPhone 团队的工程师终于做出了一条“the golden path”，这个词工程师们的行话，就是用很特殊的指令和渠道，来完成一系列安排好的任务，让 iPhone 发布时能看起来像是流畅运行的一样。但乔布斯，还是命令自己的工程师们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用这个办法，他希望 iPhone 最终可以像普通手机那样正常运行。

可直到发布会当天，需要调用 Grignon 所负责的基带的软件部分还是在出 bug，控制 iPhone 内存的软件同样在出状况。并且，没有人知道乔布斯所要求加上的额外电子设备，会不会使上述的问题变得更严重。

要加上这些电子设备，是因为乔布斯希望他在台上拿着 demo 手机演示时，背后的荧幕上可以投影出手机屏幕上的变化。如果是其它的公司，可能就从演示者头顶打一束投影就行了，但乔布斯无法忍受这么做带来的糟糕效果——因为他的手指也会出现在屏幕上，他觉得这简直会毁了整场演示。所以他让工程师们花上几周的时间，在 demo 手机的背部装上了额外的电路板和视频线，视频线跟投影仪相连，当乔布斯点击 iPhone 日历应用的图标时，他的手指不会出现在屏幕中，但是大屏幕上却会出现日历应用点开后的样子。这让全场观众都惊呆了，因为看起来就像每个观众自己手拿一台 iPhone 在操作。可是，为了让这额外要求的装置运转流畅，iPhone 又多了好多问题，并且一时间难以判断问题根源在哪。

同时，当时 iPhone 里用于接收 WiFi 的基带的软件部分也十分不稳定，最后 Grignon 和他的团队不得已将手机接入舞台内部的线路中，以扩展手机的天线，这样无线信号就不用传输太远。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得避免观众和他们抢着用同一个 WiFi 源，以免演示手机的速度过慢。“但即使 WiFi 的 ID 可以被隐藏，不在观众的笔记本搜寻 WiFi 时暴露出来，”Grignon 说，“这个场中仍有 5000 个知道如何入侵到这条信道的 nerd。”Grignon 最后只好改掉 AirPort 软件，让它看起来像是在日本而不是在美国被调用的，因为日本的 WiFi 使用的频率在美国是禁止被使用的。

但 Grignon 和他的团队最没把握的事情是，确保乔布斯可以在台上顺利地打一通电话。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信号足够强，然后祈祷。他们征得了乔布斯的同意，无论现场的信号到底多强，他们都让 iPhone 显示有五格信号。虽然在乔布斯用演示手机拨打电话时基带崩溃的概率很小，但难以保证全场 90 分钟的展示不会出现基带崩溃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想让观众发现基带崩溃了又重启，所以我们就只好用代码让它显示有五格信号。”Grignon 说。

可这一系列的补救都没能解决 iPhone 最大的一个问题——一旦它同时启动了多项任务进程，就会耗光内存，不得不去将它重启之后才可以继续演示。为此乔布斯带了一堆的 demo 机上台，以防止这个问题的发生。如果有一台机器内存运行得太过缓慢，他就会用下一台，给第一台重启的时间。但是当 Grignon 知道乔布斯有多少项展示计划，他又泛起了对展示项目过多导致失败可能性过大的担忧。即使前面的演示全部不出问题，也一定会在最后一个壮观的场面当中挂掉——因为乔布斯计划在同一台机子上同一时间运行 iPhone 全部的顶级功能。他会播放音乐、拨打电话、拨打一个电话的同时打出另一个电话、向第二通电话的收听者 email 一张照片，为第一个通话对象在网上搜索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到播放的音乐中。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对最后部分的演示捏了一把汗，”Grignon 说，“那些手机中一共只有 128MB 的内存，并且由于运行的软件全部没有开发完毕，所以这些 app 都显得十分臃肿。”

而就像众人所知的那样，乔布斯很少会让自己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他以解决问题能手的一面为世人所熟知，能够强力地推动员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永远有备用方案，有 Plan B，可以在意外状况发生之前重新拐向一条安稳无虞的道路。

可是，对于苹果公司来说，iPhone 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次全新的创造，公司中所有的人都围绕着这个项目团团转，根本没有 Plan B 存在的可能。“外界猜这一次有可能发布的是 Apple TV 或者 iPhone，”Grignon 说，“如果这次乔布斯只是带着 Apple TV 去了 Macworld 展会，发布了一个可以将 iTunes 运行在电视上的设备，那么全世界都会说：‘真见鬼！这是什么东西！’”

想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关键的一刻可能会十分惨淡地收场，Grignon 的胃开始疼起来。直到 2007 年，Grignon 可见的职业生涯都是在苹果或者和苹果相关的公司中度过的。1993 年当他在爱荷华大学念书时，他和他的朋友 Jeremy Wyld 重新编写了 Newton MessagePad 的程序，使之可以通过无线连接连上网络。虽然最终 Newton 没有成为成熟的产品，但它仍被视为第一代主流的便携式手持电脑，而他们的成果也一举轰动业内——他们因此在苹果公司都得到了一份工作。Wyld 进入了 Newton 团队，而 Grignon 则在苹果著名的 R.&D. 实验室（先进技术团队）工作，研究视频会议技术。

2000 年的时候，Grignon 离开苹果去了一间由前苹果软件开发工程师建立的公司 Pixo，为手机和其它小型设备搭建操作系统。当 Pixo 的软件最终在 2001 年内置到 iPod 中时，Grignon 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苹果。

得益于在 Pixo 工作的经历，Grignon 熟练掌握了两项出视频会议技术以外的技能：一是有关计算机基带传输设备（Wi-Fi 和蓝牙）的，另一项则是在类似手机的小型电子设备中运行软件。Grignon 开始走向和硅谷大多数软件工程师截然不同的世界。他想，这些工程师从未想过为什么他们的代码会占据硬盘如此大的空间，或者是使芯片出现过载现象。

在笔记本和台式机的世界里，硬件的性能很强、可更换并且廉价，硬盘驱动器甚至处理器也可以以廉价的方式升级，电脑的电源还可以插入插座。但在 Grignon 所从事的内置软件领域，所有的硬件都是不可更换的，如果代码太过庞大那么软件就将无法运行。同时，设备中的电池还很小，只够一台笔记本支持十几分钟。因此，当 2004 年末 iPhone 项目开始时，Grignon 有了毋庸置疑的参与这个项目的能力。

而那个时刻，iPhone 发布的前夕，他却从心底里感到疲惫了。他因为这个项目体重上涨了 50 磅（约为 22 公斤），他甚至面临着来自婚姻的压力。整个 iPhone 团队都发现，开发一台 iPhone，是和开发一台个人电脑以及 iPod 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如此的激动人心，”Grignon 说，“它会成为苹果公司发布的 next big thing 的想法钻入了每一个人的脑海。所以苹果才会把这么多聪明过人的人摆放到一个拥挤、狭窄的角落里，让他们在重压和各种疯狂的事情之下，创造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乔布斯也是“迫于群众压力”才决定要做一台手机的。差不多从 2001 年 iPod 发布开始，乔布斯就与苹果核心高层探讨这个话题。理由再明显不过：邮件、电话、音乐等功能都是消费者要的，要是能只带一台设备，谁又愿意带两台三台呢？但是，每回乔布斯和高管团队深究该 idea 的各种细节时，发现难度极大，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时手机配备的芯片和带宽并不足以支撑人们用手机上网或下载音乐和视频。邮件在手机上是个极不错的功能，但可惜 RIM 的黑莓正迅速霸占该市场。

而更重要的是，乔布斯不打算和任何一家运营商合作。在当时，由于网络由运营商把持，手机厂商免不了要和运营商合作。而乔布斯这个有名的控制狂是根本无法听命于运营商的。苹果甚至还在 2003 年考虑过收购摩托罗拉，但很快高管们得出结论：对苹果而言，这笔收购实在太大了。（两三年后两家公司也有过不成功的合作。）

到 2004 年秋季，手机厂商和运营商的合作变得省事些了。Sprint 开始考虑以批发的形式出售其无线带宽资源。这就意味着，苹果自己可以扮演运营商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苹果可以开发自己的手机，同时也不怎么需要和运营商打交道了。而乔布斯任职董事的迪士尼已经在与 Sprint 就该业务展开谈判，在思考苹果是否也要采用相同办法的乔布斯趁机问了许多问题。2006 年，在经历一年多谈判后，苹果终于和 Cingular（后被 AT&T 收购）签下合同。一年多的谈判，听起来不易，但与打造 iPhone 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许多高管和工程师一开始都认为，做手机就相当于做款缩小版的 Macintosh。然而，在 2005 和 2006 年间，苹果设计并打造了三款 iPhone 的早期版本。参与该项目的某员工称，苹果当时研发了六款 iPhone 的原型机，每款都有自己的硬件、软件方案、及设计上的微调。因为研发过程太折磨人，团队里一些精疲力竭的成员在 iPhone 上市后不久就离开了公司。“这和人类首次登月一样，”该项目的关键高管之一 Tony Fadell 表示，“在一个项目里，不懂一些东西对我而言是很正常的。但在研发 iPhone 时，要你弄懂的新东西多的惊人。”

乔布斯打算在 iPhone 上运行 OS X 的修改版本。但是，之前从未有人试过在手机芯片上装进像 OS X 那么巨大的程序。iPhone 的系统需要瘦身成通常大小的十分之一，数百万行的代码要被抽掉或是重写，工程师也不得不模拟芯片的速度和电量损耗——到 2006 年才出现了实际可用的芯片。

在此前，也从未有人试过把多点触控屏幕用在主流电子消费品上。电容触摸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出现了。而电容式多点触控——用户可同时用两个或多个手指触摸，每个手指都可被单独识别——就要复杂得多。这方面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不过，iPhone 屏幕的研发和量产都要大笔的资金投入，胆量也一样。而后面的步骤之复杂，让可用原型的诞生都变得极为昂贵：把上述技术“隐身”于玻璃，让它智能到可以显示带自动更正的虚拟键盘，让它成熟到能可靠地在屏幕上摆弄图片和网页。能制造多点触控屏幕的生产线仅有寥寥数条，当时消费电子市场通常都采用压力感应屏的方案（用手指或触控笔摁），而就算 iPhone 的多点触控屏幕易于制造，苹果的高管团队也不确定他们炮制出来的新奇特性就是消费者想要的，比如虚拟键盘和点击缩放。

早在 2003 年，就有几位苹果工程师琢磨出来了如何把多点触控技术应用在平板上。“坐在马桶上时也能看邮件，乔布斯想要这么一款设备。”iPhone 项目最早期的工程师之一 Joshua Strickon 说，“但事实是，设备的续航还不足以拿出去用，也找不到有足够图形处理能力的芯片，让它变得真正有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琢磨。”在 2003 年加入苹果前，Strickon 为他的麻省理工硕士论文特地做了一款多点触控设备，但因为苹果无法就如何处理他和其他工程师做出来的原型达成共识，Strickon 在 2004 年离开了公司——他以为苹果不打算使用该技术了。

Tim Bucher 是苹果众高管当中最推崇多点触控的那位，据他的说法，当时的一大难题在于，原型机所用的 OS X 系统是为鼠标而非手指操控设计的。“我们在 10 或 12 寸屏幕上使用迷你版 Mac 的操作界面…然后启动有不同多点触控手势的 demo。在其中一个 demo 里，键盘从屏幕底部升起——和两年后发布的 iPhone 的键盘差不多，但它一开始并不漂亮，简直是一团糟。”

甚至少有人把多点触屏技术置于新手机的核心地位，直到 2005 年中期乔布斯开始大力推动这个 idea。Tony Fadell 回忆道：“他说，Tony 你过来一下。我们在做这么些东西。你怎么看？你觉得我们能用它们做成一台手机吗？”他提到了乔布斯上手的一个 demo：“它真的很大，差不多占了整个房间。天花板上装了个投影仪，Mac 的屏幕被投射到三四平方英尺那么大。然后你用手指在 Mac 屏幕上点来点去，或是在上面画画。” Fadell 知道有多点触屏原型的存在，但并不了解细节——它是 Mac 团队的产品，而 Fadell 领导的是 iPod 部门。“于是，我们都坐到了一起，很严肃地开会讨论：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

把这个巨大原型大幅度缩小并顺利生产——Fadell 对此深表怀疑。但他也清楚，自己是无法对乔布斯说不的。他于 2001 年以顾问的身份加入苹果，并助力打造了初代 iPod，并跻身成为苹果的超级明星。这一地位可不是在棘手技术难题面前胆怯的人物能够得到的。到了 2005 年，iPod 销量暴涨，而这可能是苹果最重要的产品线归年仅 36 岁的 Fadell 领导。

“我知道如何实现，”Fadell 说，“但知道是一回事，把满屋子特有的、一次性的部件，以经济且可靠的方式变成上百万台手机大小的版本，又是另一回事。”任务清单之长，光是想想就够让人吃不消了。“你得找到能把这技术做到玻璃里的的 LCD 厂商；你得把他们生产线的空档找到；为了不让像素元件在触摸屏上产生各种噪点，你还得琢磨出相应的补偿和校正算法。”“光是研发触控屏幕就是个完整的大工程。我们尝试了两三种制造工艺，最后才找到能量产的可行办法。”

他们需要一个移动版 OS X 和研发多点触控屏幕这两件事，仍然能算是还在苹果能力范围之内的。没人能比苹果自己更胜任重新思考和设计 OS X 的工作。另外，苹果对 LCD(液晶显示屏) 厂商也很熟悉，别忘了它已把 LCD 装在了每台便携电脑和 iPod 上。手机硬件对苹果才是个全新的领域，而他们也直到 2006 年才知道自己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苹果为测试 iPhone 通讯天线设立了专门的测试房间和设备。它还有用某种粘性物质填充的人脑模型，用以模拟人脑密度，来检测使用这手机会受到的辐射强度。一位高层判断，为研发第一代 iPhone，苹果花费了超过 1.5 亿美元。

在立项之初，乔布斯的预期就是研发一个有触摸屏的，运行改良版 OS X 的 iPhone，就像他最后在真正发布 iPhone 时的那样。但在 2005 年，他也并不知道达到这步到底要花费多长时间。苹果内部第一版 iPhone 原型确实很像乔布斯后来在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上开的那个玩笑，一台把 iPod 触摸式转盘换成老式电话转盘的能拨号的设备 (如下图)。

第一版 iPhone 原型确实很像这样，就是一台有通话模块的 iPod，用 iPod 的触摸式转盘来拨号。Grignon 说：“其实这个也很容易能推向市场，但它对比我们今天所能拥有的设备，一点都不酷。”

而苹果在 2006 年初时的第二版 iPhone 原型就和最终发布的比较接近了。它有了触摸屏，用的改良版 OS X，但它通身是铝制的。乔布斯和苹果设计大神Jonathan Ive都很为它感到骄傲。但因为他们都不是无线通信的专家，他们并没意识到这样做设备只能成为一块漂亮的砖头。金属屏蔽信号的能力很强。Phil Kearney，一位在 2008 年离职的前苹果工程师，当时得和苹果另一位通信专家 Rubén Caballero 一起向乔布斯和 Jonathan Ive 这两人解释，这样信号是穿不过去的。这份解释是很费劲的。大多数设计师其实都是艺术家，(物理等) 学科教育有限。但这些人在苹果又很有话语权。他们会发问“那为什么不能开几条缝隙让信号穿过”，这又得花费一番功夫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也不太行。

苹果当时的一个管硬件的高层 Jon Rubinstein 还说，大家也花了很长时间讨论 iPhone 应有的大小。“当时我被要求做出两种型号 - 一个是和 iPhone 现在这般的大小，另一个可称为像 iPod 那样大的 iPhone mini。我会理解成一个是智能手机，一个是不太智能的设备。但我们并没在小型 iPhone 上有多少牵动力，要做好这些项目，你真的只能全心朝一个方向执行。”

一方面是得面对困难重重的多维度技术问题，而另一方面因乔布斯严苛的保密机制，即便 iPhone 团队每周 80 小时超负荷工作，他们也不能向任何人说他们正在忙的项目。如果苹果发现团队里有人向自己朋友甚至是配偶透露了项目情况，那就只能是开除了。在某些时候，一个经理想要某位员工加入这个项目时，在没说这个项目是什么之前就得先在办公室对这次谈话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在被告之项目是什么之后，再签署一份项目的保密协议。

苹果曾经负责 iOS 的高管Scott Forstall说当时他们在开发 iPhone 的楼里，门上对内贴的标识是 fight club，因为搏击俱乐部中第一条规矩就是你不能和任何人谈及搏击俱乐部。乔布斯当时甚至不会从外部找人来做 iPhone 项目，他给 Scott Forstall 的权利是可以从内部抽调任何人。于是 Forstall 在找人时会把他们带到自己办公室，和他们说：“你在你现在的职位已经是超级明星了。我有另一个项目想让你参与。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它是什么。我只能说加入这个项目意味着你得放弃无数个周末，你得比现在还要努力工作。”

一位早期的 iPhone 团队工程师还说，他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供应商在第一代 iPhone 发布后的反应。当时给 iPhone 产 Wi-Fi 模块的 Marvell，还有产蓝牙芯片的 CSR 公司，都不知道真正的供货项目是 iPhone，他们都以为是新一代 iPod。这位早期工程师说他们给了假的电路图和工业设计图纸。苹果在保密措施上是一致的苛刻，甚至员工出差时都有可能让他们伪装成另外公司的雇员，尤其是对 Cingular 这样的运营商 (注：Cingular 是当时第一代 iPhone 发布时的首家合作运营商)。Grignon 说这种伪装最提心吊胆的是，你得注意不要让招待人员意外地看到带有苹果公司标志的各种勋章。

乔布斯对于做好保密工作近乎狂热。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公司被条块分割为一块块森严禁地。非 iPhone 研发人员严禁踏入。Grignon 说：“他非常喜欢区块化。但这却害苦了大家。大家都知道公司里有个‘摇滚明星’。但当你知道这个明星明明和你同在一个屋檐下，却硬生生被隔绝在玻璃门之后，你无法窥视。这感觉非常糟。”

即使 iPhone 项目内成员也严禁交谈。硬件工程师是没办法看到软件的。当需要软件做测试时，他们得到的仅限于伪代码，不是真货。同样，对于软件工程师，硬件测试也仅限于模拟器。

另外，除了乔布斯任命的几个核心成员外，Jonathan Ive 位于二号楼一层的办公室是严禁踏入的，因为里面有 iPhone 的原型机。这批原型机周围可谓警卫森严，以至于一些员工都以为如果未经许可进入的话，门上的读卡器将直接报警。“很奇怪，因为你很难避免路过。它就在公司大厅旁边，被一扇金属质地的大门隔着。时不时你会看到大门打开，打开后你极力伸长脖子窥探。但仅此而已，你没胆再越雷池一步，”一个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 iPhone 团队的工程师如是说。Forstall 说，有些实验室夸张到需要你先后进行四次身份验证。

触碰乔布斯的底线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明明一次正常的讨论最终却演变为你争我吵，怒气，吼声，冲天。一些吵的精疲力竭的工程师选择了辞职，但回去小睡几天冷静之后变依然回到公司。Kim Vorrath 是 Forstall 的一把手。她吵完回办公室时，曾经气到狠狠摔门而入。于是门坏了，她被锁在里面。同事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她弄出来。“当时我们都站在旁边，”Grignon 说。“部分感受是有趣。其余则参杂各种滋味。”

2007 年 1 月 9 日，iPhone 发布会现场，乔布斯如是引荐 iPhone，“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盼望了两年半。”然后他举出多则故事款待观众，用例证告诉他们消费者都是如何讨厌他们现有的手机。当然，最后他都通过 iPhone 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

Grigong 和其他几位苹果员工也紧张地坐在观众席，此时的乔布斯正在用 iPhone 播放音乐和视频片段，展示其优美的屏幕。之后他打了个电话，炫耀其重新发明的通讯录和语音邮件。他发了一条短信和一封邮件，展示在 iPhone 上用触摸键盘打字是如此简单。他滑动浏览了几张图片，展示通过二指操作图片的放大缩小是如此简洁。他用 iPhone 的浏览器浏览了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的网站，试图说服观众浏览体验和 PC 几乎一样优秀。他在 Google Maps 上找到了星巴克，并当场用上面的号码给星巴克打了个电话，以此证明想带着 iPhone 迷路是没门的。

最后，Grignon 不仅仅是解脱了，他是彻底醉了。发布会前，他事先买了瓶苏格兰威士忌来安抚情绪。“我们一行 5、6 个人，工程师或经理，大家一块坐到了观众席的好像是第五排。老乔的 Demo 每完成一部分，负责这部分的工程师就会狠嘬一口。当最后部分结束时——前几部分也幸运地挺顺利，我们刚好干下这瓶威士忌的最后一口。这是我们几个见过的最棒的一次 Demo。对于整个 iPhone 团队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都是狂欢。我们整天整天地喝酒。很迷乱，但感觉非常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