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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普方的母亲在改变着中国现实

德国人普方的母亲在改变着中国现实

德国人普方一家4口被来自苏北的4个18-21岁的失业青年杀害了。普方的母亲来到中国,了解了案情,却反对判处4个孩子死刑。“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德国人成立了普方基金,13年了,他们一直致力于改变苏北贫穷地区的教育。而我们的企业家公知们,却在高调享受着“皇帝的感觉”。这个事件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做了什么?

德国人普方的母亲在改变着中国现实

这个案件教我们懂得了四件事!

2000年,来自江苏北部的4个失业青年杀害了客居南京的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儿。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来,做出了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数月后,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状况。我们发现,在故事的每一个岔路口上,德国人都选择正确了,只要有一件事做得不对,整条新闻顿时失去价值。

德国人普方的母亲在改变着中国现实

第一课 有关罪恶:他们选择了社会自省 罪犯说到底也是受害者,人生来不是罪犯,尽管复杂的人性里有着极其丑恶的一面,但是这种恶并非无可救药。有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责任在教育和社会,因此人是需要救赎的,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的犯罪几率永远处在一个最低限度,甚至为零。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没有选择亡羊补牢 —2008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三成是未成年人,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线索抓获一名逃犯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记得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 此时,你一定会想,5,000元赏金虽然很少,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他们选择了宽恕凶手—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2007年4月16日,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了32名师生,在随后举行的追思仪式上,他也在追思之列,而且该校还将其列碑纪念,现在人们看到的不是32座纪念碑,而是33座…—1991年11月1日,一名刚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中国留学生。惨案发生的第三天,被枪杀的副校长安·柯莱瑞的家人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内中写道:“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这就是西方文化,也是西方文化中最光辉的内核,也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品质。 没有选择血海深仇 —南京致5死3伤醉驾案完成一审,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死缓,而死者家属无一例外地表示无法接受,决意上诉…—马加爵被处死时,其所属学校师生以放鞭炮表示庆祝…与外比较,哪种文化更能表征人道、恕道,也更能代表未来世界主流价值观的方向,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第二课 有关教育 他们选择了义务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没有选择撒手 —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他们选择了关爱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没有选择伤害 —在云南昆明盘龙区某小学,3名学生因忘了按要求自带洁具清扫教室,被班主任老师无情地裸体罚站。在红旗渠的故乡、河南省林州市,一个8岁小学女生,因答不上数学老师的问题,竟被揪裂了一只耳朵…好的教育让人向善,坏的教育使人向恶。我们多少教师,没有“赏识教育”的概念,而只晓得“惩罚教育”的陋习?而人的一生,往往就在那一次脱成裸体、揪裂耳朵中,轰然倒塌了…

第三课 有关慈善 他们选择了将慈善作为生活方式 13年过去了,在场的普方会员中,只有朱利娅是德国人且认识普方一家,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愿意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协会中?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也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没有选择将慈善作为政治任务。参加这样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议,你会发现西方人做慈善,绝不只是掏点钱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样简单,这里面全是细节和琐碎的事务,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他们选择了精神力量 第一年的100多份“帽子围巾手套”被委托当地派发之后,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无意中问了一些孩子,结果有些孩子说,“没见过礼物”。于是从第二年开始,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没有选择精打细算 可国际学校的老师们不大能接受以下这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实在是不值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女士这样评价说,她常年和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车要花多少钱啊?有这些钱还不如多资助几个学生或者委托当地的工作人员代买。”

第四课 有关同情 他们选择了人道准则 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 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 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不管中国人能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没有选择民族情绪。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它人毫无关系。倒是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以国籍划分你我,把某四个具体的中国人抽象为全体中国人—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德国人,人家还对我们这么友好!他们选择了信仰人生而平等。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没有选择相信贫富有别 在许多地方,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非常突出,虽然数百元的学费不用交了,但是成千上万的择校费把义务教育变成了金钱教育。教育资源两极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不光城乡差距拉大,就是一座城市之中,校际之间也是冰火两重天,热点学校门庭若市,薄弱学校门可罗雀。作为学生,厌学者多,辍学者多,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

结语: 不知道历史可不可以假设,我假设,如果司马迁知道这故事,他一定会写进《史记》里,且力透纸背。后世的读者看了,总有些人会被打动,汉朝以后的思想,就会悲天悯人一点,就不会那么老到,如野兽入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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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琨

王育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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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头力经营管理机构创始人,首席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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