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

王育琨

　　从以色列回国已两个月了，可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约翰·奥曼教授的两次对话，一直灵然跳动在眼前。

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经历过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当今人类面临三大断层。

第一，      是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的失衡。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会有150多亿人口，即便保持中国现有的消费水平，也需要19个地球。这种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强大而发展，曾有过太多悲惨故事，比如复活节岛的危机。人类正在毁坏着自己生存的基础。

第二，      是企业财富积累与良知失衡。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为了自身的舒服和钱袋，竟堂而皇之地把世界送进了金融危机的漩涡。而中国众多不良经济决策者，为了财富与权力，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致使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第三，      是个人成功与心性提升的失衡。人人追求成功的堆积物，如财富、地位、权力，成功慢一点就是可耻的。人们都被欲火烧着，像没头苍蝇在追逐成功。而成功到手后，却又陷入更大的恐惧。堆积物的追逐遮蔽了他们的心性，把他们送进了抑郁和惊恐的境地。

　　奥曼教授说，他听到了我的问题里面颇为关切忧虑的问题，这也是他非常担心的。我们都知道全球性的自然界正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被破坏。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导致每年超过三千物种灭绝。我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问题都值得关注。

　　面对三大断层，奥曼教授从他看重的激励出发给出了办法。他说，我们都推崇善良，但是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人们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动机，大多数时候都出于非常自私的意愿。这与其说是贪婪，不如说是满足自我需求。他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有了动机才使人们做事情，所以应该使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值得去做的，而不是去破坏地球。对于所有经济体，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在金融危机初期，各国就通过救助银行来救市，这是非常错误的决策，结果加剧了金融危机。这种激励是，如果我去冒风险，成功了，我将赚到钱；失败了，政府会采取救市措施救我。这是不健康、源于错误的激励机制。在许多方面，是这种激励机制出现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而没有终止危机。

　　奥曼教授认为，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两大问题：激励什么？谁来激励？你想引导人们的行为，就必须清楚这一举动制造了什么激励？这些激励是从上到下的权威体制贯彻，还是靠着公开透明公约的规则一体进行？如果是前者，注定会铸造超越真相的官僚权威；如果是后者，才有可能把激励转换成每个人的自我激励，才可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符合事实真相的激励机制。

　　犹太教笃信上帝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个体可以代替上帝行使权杖。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自由。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犹太民族没有君王，即使是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也只是个先知，传递的是上帝的旨意。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本自具足，人人具有整体性，人人具有创造性，这是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照照以色列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中国。“一切向钱看”，在那个冰封的时代，这曾把旧体制撕开了一道裂缝，一下子焕发了国人的创造性。但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各类社会矛盾也愈发突出的时候，该回归本源，重新检视我们的激励机制了，思考我们到底在激励什么与谁来激励这两大本源问题。

　　无论是个人教育、企业经营，还是政府管理，我们都锁定了财富和GDP，结果使得三大断层所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日前发了一条微博，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国策：“今后日本应该追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既不是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是以"德"这一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做"以德立国"榜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稻盛和夫给日本政府提出的国策，恰逢其时。日本政府需要痛彻反思。这个国策，也符合中国的现实。从国家层面上看，如果把“作为人何谓正确”这样的道德作为“国是”，该有怎样的延展呢？

　　我想，基于当下中国的现实，重温老子和《易经》中提出的大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损上益下者昌，损下益上者衰”。这些大的“国是”，也是企业的“企是”，同样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是”。

　　在寻求“国是”、“企是”与“人是”的路上，没有统一答案，那是一个活泼泼的灵然世界，一旦拘泥于某种知见，就毁了“灵然世界”。

原始出处：《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