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立志，实乃阳明心学的培根之学。确立一个人的愿景，是一等一的事。这个定海神针不立，就没有办法惟精惟一了。而惟精惟一，是上帝预设的所有事情成功的逻辑。王阳明的“立志说”，更有开启觉性的非凡路径，那是一个人修之身的必要意识转换过程。

日本百年企业，大多都是九死一生而存活下来的企业，他们毫无例外在包含社会伦理层面的远大抱负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做与众不同的绝活产品。而中国企业更多是为了积累更大财富或是市场规模最大。做成第一流的产品，与积累最大的财富和市场规模最大，看上去区别不大，实际上区别大了。这个立志和发心，确定了企业未来的道路和可持续性。松下幸之助也把立志作为未来领袖一等一的要素。

王阳明先生就把立志作为阳明心学的培根之学。正德九年（1514年）秋，王阳明之弟王守文来南京从师于王阳明，于次年夏季返乡之时，王阳明特与弟深谈，弟感觉茅塞顿开。但是记不住，央求王阳明写下来。于是有了《示弟立志说》。字里行间尽显骨肉至亲之厚意，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该文章也显示出王阳明对于立志的深刻认识。立志，实乃培根之学。

——王育琨记

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全文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辩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于此。则其展卷之际，真如饥者之于食，求饱而已；病者之于药，求愈而已；暗者之于灯，求照而已；跛者之于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记诵讲说，以资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

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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