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住了中国和世界的上行趋势。我很幸运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正常人不会像我这样努力工作。打败他们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们自己，”王文银说。

因为周成建把村里的家(包括菜地)搬到了美特斯邦威的上海总部园区。在这家以成为电商巨擘为战略重点的集团，菜地处于园区的中心。周成建八十多岁的父亲戴着一顶草帽在烈日下耕作，而他的亿万富翁儿子悠闲地谈论着财富创造。

王文银、刘永好和周成建三人似乎都同意：他们很庆幸在有较多容易摘取的果子的时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王文银：“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我从初中开始读《道德经》，现在我能背诵。《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深邃，它的智慧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接着他就真的开始背起来，“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是的，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哲学家。必须知道成功背后的逻辑：企业家大多都是勇于干掉自己既定的意识或念头，从而活出一个新生。比如，他们都可以干掉自己的怠惰，干掉昨天还以为天经地义的意识，干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安逸，一句话，干掉自以为是的自己。哪一天，自以为是占据了他们，他们再也干不掉自己了，就是他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企业家的生态很严酷。用王文银的话说就是：“打败他们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们自己。”

——王育琨记

原文：《实现中国梦的三位亿万富豪》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

周成建8岁开始打理一家乡村商店，18岁前经历过两次破产。刘永好少年时连鞋都没得穿，而且经常挨饿，被迫拉板车运送一桶桶作为肥料的大粪。王文银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只能在一截水泥管道里栖身。

如今，周成建拥有一家服装帝国，刘永好执掌一个农业王国，而王文银成了一名金属大亨。他们跻身于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的富豪行列，而且都是从近乎一无所有开始的。从贫到富：这岂不是中国——由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组成的人民共和国——每个人都在奋斗的目标吗？

最近几个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报道这群人，他们是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推动着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经济学家概念中的弹指一挥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型成一个现代数字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既非突然，也非出人意料，但幅度或许稍稍大于北京方面制定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的目标时的预测。过去几周，这一放缓引起全球市场严重恐慌，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在减速，并没有突然停顿。中国的财富并未缩水，即便其积累的速度比过去慢了。那么，这三位富豪是怎样起家的呢？

一部分答案是进城务工。1978年，也就是推动中国进入两位数迅猛增长时期的经济改革的前夕，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口还不到20%。现在，在这个由进城务工人员打造起来的经济经受迄今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际，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口已超过一半。

过去三十年是辉煌的年代，不仅对于三位亿万富翁，对于整个中国都是如此，中国已崛起为一支令人敬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三十年也是痛苦的三十年，正是由于亿万人进城务工造成了社会混乱：外出打工者将子女留在家乡，由那些没受过教育且生活贫困的祖父母抚养。

几十年来，亿万中国人认为自己除了进城务工以外别无选择。很少有人变得像这三位亿万富豪那么有钱。但大多数人至少设法显著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利用与三名富豪大致相同的品质组合：动脑筋，毅力和运气。

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人都来自不同程度存在商业基因的家庭。《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书的作者、中国学者黄亚生表示，对部分早期中国企业家而言，家庭影响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他们出身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被划分为“地主或商人”，或者“从事市场活动”——这种行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非法。

某些进城务工人员明显比其他人更成功，他们不一定都像王文银一样，家中客厅有大理石楼梯和金鱼池；或像周成建一样，在公司园区中心建起一座仿古建筑；或像刘永好一样，手下员工8万。但他们最起码供得起孩子上大学，给孩子买得起iPhone，而很多孩子立下决心：这辈子绝不像父母那样遭罪。

中国可以夸耀“农民工奇迹”让整整一代人受益，本文介绍的三人只是这一社会流动成就的最极端例子；在他们致富的过程中，中国的任何经济问题似乎都能依靠投入更多农民工来解决。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进城务工潮正在转向，引起劳动力短缺，务工人员工资上涨。许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一理论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的，用来描述向工业化经济输送工人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供应趋向枯竭的那个时间点。中国将永远不再相同。

那么，中国的白手起家时代是否也走到了尽头？很难得这三位富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农民工奇迹”，告诉我们他们怎样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但他们也提出了有关当今这一代农民工的几个问题：他们会像自己的前辈那样勤劳吗？他们愿意像父母那代人一样，牺牲生活质量，甚至家庭关系吗？对他们来说，仅有金钱财富是否足够？最重要的是，在当今非常不同的中国，闯荡市场是否还像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容易？

▲周成建，中国领先的本土时装品牌之一美特斯邦威(Metersbonwe)的创始人

周成建在中国浙江省一个名叫石坑岭的小山村里长大。他起初生活懒散——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丢人的。这就是他打理村里商店的原因。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去务农，但由于他很受宠爱，算术又好，家里就让他向其他农民卖大米、酱油和味精。到8岁的时候，他通过某种农民式套利交易赚了不少钱。周成建说：“我步行一个小时到附近的村子，从那儿坐车去城里。”他买上需要的商品，然后“在村子里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很可能没什么坏处的是，他的父亲也是村里国有算盘厂的经理。周成建说：“与村子里的其他家庭相比，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起底中国许多白手起家的故事，人们会发现主人公的父亲或祖父是商人或者政府官员；本文的三个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单纯农民的后代。)

话虽如此，周成建表示，他的家也很穷：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吃上红薯。他说：“我那时就盼着能吃米饭。”他回忆起，在春节这个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一家人会轮着吃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一个鸡腿，但没有人吃鸡腿，只吃面条。鸡腿只是摆在那里几天甚至几周，更多的是展示而不是吃。

不难想象多年前石坑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周成建把村里的家(包括菜地)搬到了美特斯邦威的上海总部园区。在这家以成为电商巨擘为战略重点的集团，菜地处于园区的中心。周成建八十多岁的父亲戴着一顶草帽在烈日下耕作，而他的亿万富翁儿子悠闲地谈论着财富创造。

硅谷企业也许提供免费的健身房，但有多少美国公司园区有茄子地？周成建表示：“我喜欢这种环境，”他补充称，如果让他的年迈的父母住进豪华别墅，他们会“感觉像坐监狱一样”。

他早年的经历确实很坎坷：12岁退学，做过木匠和砌砖工，最后学了裁缝。14岁时，他通过倒卖银元发了一笔小财：28万元人民币(合2.9万英镑)。但由于倒卖银元是非法的，这些钱被没收，同时由于他年纪太小，他的父亲代他坐了一年牢。在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周成建破产了。

不久后，他重整旗鼓，雇了100多个裁缝来履行一份近50万元人民币的服装合同。但这笔生意也失败了，因为客户因质量问题拒绝付款，也拒不退货。周成建表示：“我在18岁的时候欠了很多债，但我们有句老话是‘无知者无畏’，因此我那时无所谓。”现在，他在全国各地有4000家服装店，美特斯邦威是最著名的本土品牌之一，他的财富去年据估计接近20亿美元。

那么他最终成功了？

他说：“当计划经济体制刚开始松绑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只要你足够勇敢，只要你的表现不太糟糕，你就可能取得成功。”但现在人口结构红利已经消失，这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突然市场化带来的红利也消耗殆尽。对产能过剩或者消耗太多能源的公司监管趋紧将释放进一步红利，带来新的机遇。但周成建表示，如今企业需要增强竞争力。

他说：“在过去，你只需要勇敢，但现在你需要拥有知识和专业技巧。你必须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你需要懂大数据，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我的成功模式不可能适用于如今的年轻人。”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

▲刘永好，中国最大农业综合企业之一——新希望集团(New Hope Group)创始人

与周成建一样，刘永好也与典型的中国企业家形象不符。他比周成建大14岁，个人财富达到周成建的两倍多，但在创业之初，他甚至比周更穷。但两人都保持身材，穿着朴素，言辞谦逊。两人身上都没有过多的珠宝饰品。

刘永好也有自己的菜园。在北京和成都的家中，他种了辣椒和黄瓜——“我们吃的蔬菜有一半是自己种的”。两人似乎都不急于忘却自己的农田根源——即使刘永好的农业缘起初完全不是出于自愿。

刘永好代表着较早一代的中国企业家——社会主义制度让那代人遭遇更加艰苦的人生起点。他出生在四川一个小镇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被送到农村当农民”，他说。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所称的“下乡知青”：相对享受特权的城市青年在文革期间被送到农村，体验农民的生活。“在我4年零9个月的知青岁月里，我栽种水稻和蔬菜，还要用桶挑粪(现在中国某些地区还用大粪作肥料)。“我干了一个农民该干的所有农活。我能用扁担挑起75公斤，”他说，然后补充道：“我那时根本吃不饱。那时我和现在一样高，但只有55公斤。”

最后他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政府公职——做一名教师。“那是一份好工作，没必要自己创业，那时创业很难，你还会被人瞧不起，”他说。但在兄弟们的支持下，他开始创办一家组装扬声器的小工厂。他们需要资金，于是向村里的生产队提出用公社资金建厂。“但当地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这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创业尝试的结束，”他说。他表示，如若不然，他或许会成为当今中国首屈一指的电子大亨。

创办扬声器工厂失败后，“我们开始思考该种什么蔬菜”，他说。后来，他们变卖了家里最宝贵的财产——一块手表和一辆自行车(都是用他父亲因文革时遭受冤屈而获得的赔偿金购买的)，将所得资金用作家禽养殖生意的原始资本。“我们开始养鸡和鹌鹑。我们靠养殖鹌鹑赚了几百万，”他说。他补充道，虽然那时没有私人工厂，私人交易也被禁止，但“农民可以出售自家多余的蛋、鸡和蔬菜。政策刚刚开始松动。”

如今，刘永好是拥有8万名员工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据胡润富豪榜(Hurun Rich List)去年估算，他的身家达48亿美元，在中国富豪中排名第30位。

他认为，贫穷是自己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我20岁前从未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而且几乎总是挨饿，”他坐在北京高级会所美洲俱乐部舒适的扶手椅上说道。“因为我很穷，所以我非常勤奋，工作非常努力。这可以创造价值……以前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我拥有很多。所以我的心态很好。我能以一种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运气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停滞的。但在过去30至40年间出现了戏剧化的增长。我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不然的话，我的努力和能力可能一事无成。中国的政策允许个人开办工厂。如果没有政策放松，无论我多么有能力，都有可能一事无成。”但是，难道至少10亿其他中国人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优势吗？“我觉得自己与别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但不同的是，我更努力，更勤奋。”

他承认，在当今的中国，仅有这些已不足以快速致富。“中国正面临一个转折点——所谓的新常态。由于供应过剩以及成本不断上升，许多传统行业正面临巨大压力。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也在增添成本，而需求正在放缓，”他说。“今天的年轻人要想成功，光靠勤奋和努力是不够的。”

他和周成建两人似乎都同意：他们很庆幸在有较多容易摘取的果子的时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王文银，电缆和铜制品供应商正威国际集团(Amer International Group)创始人

王文银更年轻、更富有、身材更矮小、也更传统，从总体上说，他和周成建和刘永好不是同一类人。很多时候，要听懂他的话有点困难，因为他经常引用《道德经》以及其他让人琢磨不透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名言。这并不是一种批评，他坚持表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因此，他每天读书两三个小时，每年阅读100本书(他坚持让他的高级助理们每年向他递交24本书的详细书评)，他的iPhone的透明保护壳里贴满手写的便利贴，以便他快速查阅哲理警句。但他根本不需要查：他的记忆就像一台MacBook电脑。

“我从初中开始读《道德经》，现在我能背诵，”接着他就真的开始背起来，“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王文银手头有这部经典著作的双语丝绸书，但帮助不大，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语言。他表示：“《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深邃，它的智慧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话虽如此，他已阅读《道德经》300遍，相比英国《金融时报》未受过系统化点拨的普通记者，这部著作很可能对他更有启迪意义。

王文银似乎从小就有一些学者风范，那时他们家的生活也很艰苦。小学时，他曾获得一个作文奖，于是父母请人为他缝制了一件适合参加颁奖仪式的衣服。他回忆道：“但我们当时甚至买不起足够的布料做衣服口袋，穿在身上太紧了，因为布料不够。”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我祖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我们骨子里有经商的基因。但他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当时是一个工厂经理，被视为资本家，因此受到了公开羞辱。他被迫跪在地上，直到膝盖受伤。”由于家里没钱治病，祖父去世了，这件事触动了王文银，他放弃成为政府官员的计划，转而发誓赚钱。1993年，他前往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一派生机勃勃的城市深圳，兜里揣着家里给的400元人民币，起初将就着睡在一截水泥管里。

从那样的处境开始，唯一的出路就是上进。“第一年，我挣了1万元人民币，第二年赚了10万元，第三年达到了100万元”，这些都来自电缆和电线业务。今年，他创建的金属集团正威国际在《财富》(Fortune)全球500强中排在第247位。

如今，在他的家里，地板、墙面和四层楼梯都铺着大理石，他睡在带有床幔、有雕花的红木床上，床前铺着一块地毯，样子和触感像是水貂。他的员工在用传统雕刻的实木制成的办公桌上工作，王文银坐的是一对价值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红木椅子，上面铺着帝王颜色的黄色软垫。

他在一张近5米宽的木桌上工作。午餐后，他会在前厅的雕花架子床上小睡，这个房间还摆放了他最珍视的盆景修剪刀。“我(年轻的时候)务过农，这是我喜欢这个爱好的原因，”王文银说。他指出，他的盆景都是长成的树木，而不是微小的盆栽植物。“我每天早上都修剪这些树。你知道我会用多少工具吗？这里有几百件。”

其他人能否复制他的成功？“没有成功可以复制。每一个成功都反映了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花了20年时间取得成功，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选择正确的道路，他们努力工作3到5年就可以成功。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4.0的时代。”

“我抓住了中国和世界的上行趋势。我很幸运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正常人不会像我这样努力工作。打败他们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们自己，”王文银说。

他不会犯一个错误：把一切都传给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企业更快消亡，你可以把它传给儿子，”他说。他补充道，现在判断他的三个孩子有没有“商业基因”还为时过早。

因此，王文银的桌子还会继续存在100年，但不能保证下一个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人是王家后代。事实上，中国任何一位企业家的职业寿命都可能难以预测：一些几年前还在富豪榜前列的人，现在已经不在榜单内，有人甚至锒铛入狱。在中国成为富人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无论他们是否涉足大起大落的中国股市。在今后一年或者十年里，周成建、刘永好和王文银或许还在驾驭中国的资本主义浪潮，也可能出局。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一样，他们当然也依赖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没人能确切预测中国的放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平稳的处理——市场不能，本文的三位主人公也不能。

但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就像历史上许多最富有的巨子，他们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而那个时代正在迅速落下帷幕。他们在饥饿(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中长大；他们勇敢地置身于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他们为了保住顶端地位而努力工作。当今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民也许还是饥渴和勤劳的，但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过去这几十年涌现出像以上3人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致富或许永远不会一样了。

编辑：刘嘉容  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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